高二开学后九月的一节体育课，我在体育馆碰见了同样来上课的老赵。分班以后，我们不在一个班，难得碰上，便格外珍惜这点八卦娱乐的时间，趁着自由活动在体育馆的连廊上唠嗑。
我告诉她：“我又看上一个新的男孩子了。我们8班的，你肯定不认识，叫胡启祥。”
老赵确实没听说过，只是十分平静地说：“你又爱了。”
下课以后，我们一起从体育馆回到教学楼。走到楼梯口时，我远远看见老胡，便朝前指了一下。
老赵问：“Which？”
“那个。”我又指了一次。
胡启祥正一边哼歌，一边提着一袋垃圾往楼下走，看上去挺开心。
老赵顺着我的手指看了半天，神情逐渐变得困惑：“你确定是这个吗？他啊？”
“对。”我说，“确实很普通。”
他戴着一副黑白相间的塑料框眼镜，肤色是那种很适合形容为“黄种人吃苦耐劳”的颜色；一米七四左右，偏瘦，他看上去有些苦相，似乎只要摘掉眼镜，往肩上搭一块毛巾，再站到黄包车前面，活脱脱就是一个祥子。
老赵又确认了一遍：“就他啊？”
高一结束后，随着选科分班，我来到了历史平行班——高二八班。高二八班几乎没有什么我之前认识的男生女生，只有我高一的室友小戴算是熟人。新的环境，新的同学，我感觉非常新鲜。
网络上对于文科平行班向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想象。有人说，文科班里都是香香软软的女孩子，温柔可爱，和睦友好，可以光明正大地从书包里掏出卫生巾；也有人说，文科班里全是作天作地的女人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成天在一起勾心斗角。
这两种说法在我看来都匪夷所思。
高二八班由二十个女生和十五个男生组成，男女比例和人数与我原来的高一九班一模一样。尽管我后来确实和团支书王昕柔闹得沸沸扬扬，但这与文科平行班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。像我们这样命中注定的宿敌，即使生在汉末三国，我也会提起一柄长剑，她拎着一杆长枪，两个人大战三百回合。
要说我们班真有什么共同特点，那大概只有学习成绩不够好，尤其是数学不够好。毕竟班级原本就是按照成绩划分的。我们班是一个很朴实的班级，放眼望去，同学们大都长得普普通通，甚至有些灰头土脸。大家穿着同一套宽大难看的校服，顶着被早读、晚自习和无穷无尽的试卷熬出来的脸色；有人戴着厚重的塑料框眼镜，有人头发油得贴在额前，有人脸上的痘此起彼伏。全班真正称得上俊男美女的只有几个人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为了陪年级第一女朋友而留级的传奇学长倪隽逸，以及我在高二八班最好的朋友、宣传委员黄蓓。
至于胡启祥，显然和俊男美女这个词还有很远的距离。
来到新的班级时，我是真心想要洗心革面、重新做人的。
我竞选了文艺委员，开始编课本剧、排节目、做配音，重新发挥起自己的艺术管理才能。新的班级里没有张嘉楠，也没有那群烦人的男生。高二八班的男生大都相当朴实，没有人专门等着看我的笑话，我的生活仿佛终于重新回到了正轨。
连成绩也慢慢好了起来。我的数学放在历史平行班里，多少还算有点小聪明；至于历史，我则是完全不需要质疑的强者。
然而，洗心革面并不意味着从此不再喜欢男人。我的目光很快又在新的教室里游荡起来。新的环境，总需要一个新的男人来安置我满溢的注意力。
刚来到高二八班时，我最先注意到的男生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季昀韬。他长得十分文雅，眉眼清秀，甚至有些娇媚，举手投足之间也带着一种近乎淑女的气质。
一天中午上体育课，我和老黄坐在体育馆二楼的看台上坐着唠嗑，趁着自由活动，把新认识的男同学挨个锐评了一遍。
我觉得班上的男生实在太普通。倪隽逸和女朋友的故事又过分传奇，很多人都在等着喝他们的喜酒，自然没有人敢横插一脚。至于季昀韬，他是求真人，又偏偏是一个美丽的数学课代表。这个组合太有即视感，一股来自高一九班的神秘力量引起了我噩梦般的回忆。
我不得不感慨：“要是刘润泽也在我们班就好了。这样我就不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。”
可刘润泽改选了物理，如今正在物理平行班。从物理改选历史的Kevin倒是来到了我们班。
老黄向我推荐了一个人。
“我们班地理课代表胡启祥，以前也是我们七班的。”她说，“这个人挺有意思的，而且是个好人。你可以关注一下。”
高一七班的班主任卜老师，正是我们高二八班的班主任兼地理老师。胡启祥从高一开始就是卜老师的御用地理课代表；到了高二，他仍然稳稳守在这个岗位上。
在此之前，我对胡启祥只有一个极其模糊的印象。大多数时候，他只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做题。没有什么人议论他，也没有什么人在意他。除了身边两个相识多年的朋友陈哲和Kevin，仿佛全世界都没人真正了解他。
经老黄这么一说，我才第一次认真地想起胡启祥这个人。
其实我并非对他毫无印象。高二第一节语文课，我们学的是毛主席的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》。胡启祥举手谈自己的理解，一张嘴便滔滔不绝。
起初还很像标准答案：“‘站起来了’，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不屈不挠的斗争，终于打倒了内外压迫者，从此当家作主，在政治上真正有了地位。”
可他一分析起来便停不下来了，标准答案越解释越长，就像胡启祥用铅笔写满解题步骤的数学作业。一个分析后面拖着另一个分析，层层递进，无穷无尽，仿佛只要没有人强行把他截断，毛主席就还接着站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演讲。
这种过度解读能力不去当甄嬛传相关博主可惜了。
语文老师高媛一直没有打断他，最后下课铃都响了，他还没有完全讲完。明明是一篇庄严肃穆的开幕词，全班同学却渐渐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在语文课上滔滔不绝讲莎士比亚的故人。
这种联想并非毫无来由，高二的新语文老师高媛是化学平行班（高二6班）的班主任，她在6班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语文课代表，叫杜滟泽。
按照我的习惯，既然关注一个男人，自然得先去打听打听。
高二八班里不乏来自高一七班的女同学，老黄便是其中之一。可我问了一圈，大家对胡启祥几乎都没有什么具体印象。所有人都认可他的人品，一致表示此人学习勤奋，是个好人；可当我继续追问，他究竟做过什么好事时，却没有一个人举得出例子。
我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很不满意，于是继续扩大八卦范围。我先找熟悉的男生打听出胡启祥读过哪所初中，再顺藤摸瓜，去找认识他的初中同学和小学同学查户口。
经过一番辗转调查，我终于获得了更加详尽的情报：胡启祥从小就是一名三好学生，学习勤奋，是老师的好帮手、同学们的好伙伴；他和Kevin、陈哲是多年的朋友。唯一勉强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一位小学同学告诉我，胡启祥从小就喜欢班上的一个女孩子。
我当时想，嗨呀，小学生的喜欢能算什么？两个人现在多半早就不联系了。
那时我还不知道，那个胡启祥从小学起就喜欢的女生，就是他唯一的女朋友。他喜欢了她整整十五年，两个人也一直在一起，直到21岁。
除此之外，依然没有任何有效信息。
这不对吧！怎么会有这样没有故事的男同学啊？
我开始对自己打听消息的能力产生深深的怀疑。那个年代的我，分明还是个八卦小能手。
去年这时候为了调查张嘉楠，我前前后后认识了三十多个求真中学2019届的毕业生。我找到他们初中的光荣榜，看到了那一年从求真中学毕业、后来考进上大附中的42名学生。张嘉楠初中时在哪个班，平常考试排多少名，喜欢过哪些女生，又有多少女生追求过他，乃至他是不是从小就长得这么矮，这么多真假难辨的历史，我统统查了个遍。
于是，我转而调查他的QQ空间。这次倒终于看出了一些具体的东西。
胡启祥的头像是蕾姆。此后六年里，他虽然陆续换过头像，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人物。很显然，老胡是个资深二次元。他的空间里放着自己用彩铅画的蕾姆，出去旅游时拍下的风景照片，对各种番剧一本正经的品鉴，以及抢到的周杰伦演唱会门票。每条说说下面，经常看到就是Kevin和陈哲的评论。
我给胡启祥的QQ备注叫“保温杯歌神”。
胡启祥喜欢周杰伦，总爱把保温杯举到嘴边，当作话筒唱歌。老黄跟我说，他是学校水云间合唱团的一员，就是张嘉楠在C位的那个水云间。可一旦真正站到台上，他便会紧张得厉害，经常发挥不好。演出结束以后，他又为自己的失常感到自责。
不过，这并没有消磨他唱歌的兴趣。有时候朋友坐在钢琴前弹琴，他就站在旁边跟着唱。
我就这么一直观察胡启祥，他常年戴着一块亮蓝色的塑料儿童表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颜色不太喝啊的黑白框眼镜。那副眼镜一戴就是好几年，镜片换过，镜框却始终没换。
我一直觉得，这两样东西把他本来就不算出众的脸衬得更加灰头土脸。他有一支保护得很好的蓝色旧钢笔，只记得笔尖很粗，落在作业本上的字迹格外沉重，显然不适合拿来应付高中生每天堆积如山的作业。尤其是数学作业，他写得过分详尽，步骤实在太多，从来不肯偷工减料，所以经常使用铅笔。他也因为步骤详细，得到数学老师老韩的当众鼓励。正因为步骤细，他的作业格外好懂，所以我总喜欢拿来参考。我真不是抄作业，抄作业抄他的太累了。
老胡的字并不好看，是很常见的男生字迹，僵硬、粗犷，每一笔都像只顾着把意思写清楚，轮到签自己的名字时，倒是写得飘逸漂亮。我拿到他的卷子总是会忍不住抚摸一下他的签名。我很喜欢看他给钢笔上墨，所有动作都熟练又优雅。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细长的手指被染上蓝黑色的墨迹。
六年后，2026年5月27日，胡启祥忽然说要请我吃饭。我高兴得几乎旋转跳跃，第一反应便是打开联系人列表，想找人分享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。
我想起了高二八班的那些朋友：小戴、黄蓓、倪隽逸，我的后桌姚莘，可我已经没有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联系方式了。
绝交了，断联了，或者只是单纯走散了。
我翻了半天联系人列表，找到了杜滟泽。
我说：“老胡约我吃饭，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找我。”
杜滟泽说：“不管他怎么想，你去不就是了。”
“我当然会去，但我们非常非常不合适。”
“你现在就是缺个男人。”杜滟泽说，“实话说，有你喜欢的男生愿意约你吃饭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”
话说到这里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
杜滟泽为什么会知道胡启祥啊？
我又说：“我们两个人就是非常不合适。我很害怕到时候会搞得很尴尬，也怕把一切弄砸。主要是我实在搞不懂，他为什么要邀请我吃饭，百思不得其解。”
杜滟泽说：“你现在在这里说这些都没有用，你不去怎么知道呢？”
2020年的十一假期，也就是六年前，我下定决心和胡启祥搭话。
当时，我的QQ空间里置顶着一篇小说，叫作《考试机器》。小说写一个家境普通、天资平平的男生，得到了一台可以倒转时间的机器。为了依靠读书改变命运，他一次次回到初中和高中，重新参加考试，最后考进一所政法学院，成功考公，却逐渐发现自己除了考试，仿佛什么也不会。
我看过胡启祥写的读书笔记，觉得他对教育、社会和人的命运颇有一些思考，于是十分自信地认为，他一定会对《考试机器》感兴趣。
唯一的问题是，我应该怎样把这篇文章递到他面前，才不显得像一场蓄谋已久的搭讪。
我找来我高中阶段最好的三个朋友，开了一场战前军事会议。
我对三个朋友说：“大师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我觉得他一定会对我的置顶文章《考试机器》感兴趣，因为我看了他写的读书笔记，有那方面的思考。但是如何打开这个话题，才不显得尴尬呢？”
第一位军师是王雪莹，我高中时期的第一个好朋友，她是生意人的女儿，生得十分漂亮。从张嘉楠时代开始，便长期负责帮我思考各种男人问题。她说：“为什么会尴尬啊？你就假装不知道，跟他说，之前不小心看到了他的读书笔记，问他是不是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。然后把《考试机器》推给他，说写得不好，望指点一二。”
第二位军师是老赵。她是从杜滟泽时代便进入我生活的黑马人，也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培养大的音乐生。她建议我先问：“你喜欢看小说吗？”然后顺势告诉他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喜欢写小说。我空间里有篇《考试机器》，你看一下？”
我问：“不尴尬吗？”
老赵说：“这中间有亿坨对话，你自己顺过去啊。”
她只负责提出战略方向，至于那亿坨对话究竟如何凭空生长出来，显然不在军师的职责范围之内。
第三位军师是黄蓓。我在高二八班的好朋友，她的父母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法官。她后来沿着父母的道路进入法律行业。她最熟悉胡启祥，方案也最为直接：“你就说，兄弟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这篇东西？我要拿去投稿，所以想改一改。我看你语文课上挺有想法的，就来问你。”
在黄蓓的安排下，我和胡启祥甚至还没有真正说上几句话，便已经迅速建立起了一种作者与义务编辑之间的工作关系。
胡启祥那时还不知道，自己不过在语文课上多讲了几分钟，又在空间里写了一篇读书笔记，四个从未把考试当作唯一出路的女生，便已经围绕着他和《考试机器》召开完了一次小型会议。
那时候我也还不知道，《考试机器》即将迎来它命中注定的那个读者，最残酷，也最真诚的读者。
事实证明，我没有猜错。胡启祥确实认真看了《考试机器》。
我们谈到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张某，说起从小被迫学习，后来又因为没学好而遭到淘汰的人。胡启祥说：“这并非他们的梦想。因为过去被迫学习，最后没学好被淘汰，导致到一定年龄什么也不会，只能做做这种一学就会的工作混日子。”
他又说：“我想他们小时候也有梦吧。”
最后，他忽然感慨：“真的太像我了。”
胡启祥当时说的话不少，但我基本都不记得了，我只想起来我当时看到那些话，颇有些恼火和失望。
在我看来，他显然没有读懂《考试机器》。小说里主人公的张某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地方，家里付不起民办高中的学费，只能依靠一场又一场考试争取离开故乡的机会。胡启祥却是一个上海人。他会出去旅行，会看周杰伦的演唱会，会画画、唱歌，在空间里点评动漫、发布风景照片。无论怎么看，他都不应该是张某。
我原本希望他能坐在我们这一边，和我一起观察、分析并怜悯小说中的主人公。可他却径直走进了小说，坐到了张某的位置上。
十六岁的我对此十分失望。我觉得，胡启祥大概只是看见主人公学习辛苦、成绩普通，便草率地说“像我”，根本没有理解小说真正写的是怎样的家庭、阶层和人生困境。
我很无语，最后扯开了话题：“今天要交什么地理作业。”
胡启祥说：“不着急，今天不是还没过吗。”
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家庭条件，也不知道一个人的QQ空间能够展示多少生活，同时又隐藏多少生活。
在这次失败的搭讪之后，我再也没有找胡启祥说过文学。
而我的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计划，可以说完全没有成功。
2020年10月22日，班长陈哲听说我和刘润泽有一腿。刘润泽当时担任男寝四层的层长，有一次去陈哲的寝室查寝，男生1号寝的寝室长陈哲便问刘润泽，你们两个人究竟是什么关系。
刘润泽矢口否认。他说自己嫌弃我的身材，才不会和我这种人在一起。
陈哲的寝室里还有三个男生，包括胡启祥和当时王昕柔的男朋友。
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胡启祥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事实上，他甚至不知道刘润泽是谁。
老胡的世界一向很小。母亲、女朋友、陈哲和Kevin，考试、做题、唱歌、蕾姆，再加上一点旅行、摄影和美食，几乎已经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。至于班里那些沸沸扬扬的流言，大多根本传不到他那里。
我这边已经兵荒马乱，他那边大概还在背单词。
第二天中午午休，黄蓓把这件事告诉了我。接下来发生的，便是我打向刘润泽的那一记耳光。
那一巴掌之后，班委重选很快被提上日程。我和王昕柔都被卷进了职位危机，围绕她的班级斗争也随之迅速升级。最终，我失去了文艺委员的身份，她也失去了团支书的身份。至此，我和王昕柔之间的战争正式进入白热化。
高一结束，刚分班的时候，我对她的印象其实很好。她个子高，身材丰满，长着一张很面善的脸，看上去像一个热情爽朗的大姐。我看着她整齐佩戴的团徽，在班上推举她做团支书。
我们很快熟起来，热切地交换过许多八卦。她表现得很关心我，问起我的喜欢的男生、朋友和过去，我也几乎毫无戒心地讲给她听。
后来那些被我当作亲近证据的倾诉，全部成了她攻击我的素材。
直到现在，我也很难说清楚，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互相敌视的。
2020年11月15日，我在交给班主任卜老师的情况说明里，认真绘制了两张八班政治地图。当时，班上的男生把支持王昕柔的一方叫作“同盟国”，把不支持她的一方统称为“协约国”；协约国内部又有四个彼此并不统一的派系。黄色代表协约国各派，蓝色代表同盟国，绿色代表中立者，三种颜色覆盖了整张座位表。
我还觉得，男生们取的“协约国”这个名字不够准确，最好改叫“反法西斯同盟”，而王昕柔一方则叫“法西斯主义亡我之心不死”。
我写道：“本来后面是蓝泱泱一片，自某男生叛变后，后方迅速转绿；随后陈哲和王昕柔吵了一架，男生区基本绿化黄化了，真就美国大选即视感。”
总之，这一切很有我们历史平行班的特色。
胡启祥也被我涂成了黄色。
这并不表示他真的知道自己参加了什么反法西斯战争。更大的可能是，我已经替全班每个人安排好了政治立场，而老胡本人仍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安静地做题、背单词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协约国的一员。
当我有时候实在无人倾诉，就会跑去骚扰班主任卜婷婷老师。当然，我也没少骚扰数学韩老师、从前的班主任沈吟老师和语文高老师。英语老师就算了，以我的英语水平，要是贸然踏进英语教研组，恐怕会被人乱棍逐出宫门。
高二八班的班主任卜婷婷，就像8班大多数的同学一样，是非常淳朴的人，她不能直白地表达对我的无语。可每当发现我又把目光落在她的爱徒、御用地理课代表胡启祥身上，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，很像看见一头外面的野猪正在惦记自家那棵上好的白菜。
她和许多同学一样，认定老胡勤奋、善良、规矩，而我和他不合适。
有一次，老胡生病请假。卜老师给他批假条，后来她告诉我，他生病了也只能自己出门，独自去医院，再独自回来。她希望我不要去打扰人家好孩子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和八班许多人一样是父母离异的。这件事本身并不稀奇。他的母亲经常在外地工作，他生病时只能独自去医院，家里能够给他的照料和试错余地都很有限。
我忽然又想起了《考试机器》，想起他读完以后说的那句话：“真的太像我了。”
那时候，同学们觉得我配不上胡启祥，我其实很不服气。在他们眼里，老胡勤奋、善良、规矩，是卜老师最放心的好学生；而我成绩不够好，感情生活混乱，又整天同人吵架，怎么看都像他是白菜，我是野猪。
后来我长大了，再也没有任何人觉得我配不上他。可我偶尔会怀念从前。怀念那个仅仅因为一个人勤奋、善良，大家就真心认为他很好的年纪。
我回到教室，继续看胡启祥。那时夏去秋来，单薄的夏季校服逐渐换成了更厚的衣服。他经常穿一件深绿色卫衣。天气再冷一些，脖子上便会多出一条黑白格围巾，也是几年不变的款式。没人的时候，我偶尔会坐到他的位置上，摸一摸搭在椅背上的围巾和旧款式的钢笔。体育课上，他在背单词；走在走廊里，他偶尔也会显露出这个年纪特有的中二，走着走着忽然来一个滑步，莫名其妙地耍一下帅。
无论我什么时候看向胡启祥，他不是在做题，就是在背单词。
期末考试结束以后，大家都在教室里聊天、玩闹，胡启祥却会把桌椅拖到后排，戴上耳机继续做题。正式放寒假以前，他的数学寒假作业已经写得差不多了。
胡启祥喜欢去办公室找老师问问题，却又很容易不好意思，所以课堂上遇到不会的题，更多时候还是请教自己的前桌Kevin。Kevin是从物理班转来的，以他的成绩，照理说原本不该出现在历史平行班。
但他的高考英语只考了95分。
我没有笑，因为我考了75分。
有一次，他忽然从走廊跑进教室，兴冲冲地去找Kevin。
“快看，”他说，“外面的云很漂亮，是红色的。”
我也顺着窗户望了出去。那时正值黄昏，天边的云被夕阳烧得通红，仿佛整片天空都在燃烧。
后来，风光摄影成了他和Kevin共同的爱好。五年后的朋友圈里，除了自己烘焙的蛋糕、饼干、冰激凌、馒头、面包、亲手做的各种美食，最多的便是他同陈哲、Kevin、女朋友在各地旅行时留下的风景。
与此同时，我对Kevin也有越来越多的好感。
Kevin家里有新疆血统，因此生得深目隆鼻，肤色偏深，身材健壮，带着一种很直观的男性气质。他和胡启祥虽然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，却几乎是两种人。Kevin聪明、锐利，又带着一点叛逆。他不但敢在私下议论老师，甚至敢当面顶撞年级主任烟灰琴。对那时的我而言，这种锋芒实在很有吸引力。Kevin来自高一5班，所以他曾经也有两个同班同学分别叫杜滟泽和刘润泽。
Kevin恰好坐在胡启祥前面。起初，我常常跑去找老K搭话，多少也存着一点私心：只要站在他的座位旁边，我就能够离老胡近一些，顺便看看他在写什么，听听他说话，或者只是短暂地待在他的视线范围里。
可一个男人一旦被我长时间看见，就很难永远只充当另一个男人的背景。
我和老K能说的话，比我和胡启祥多。我们都对班级和学校里的许多事情抱有意见，一起议论那些令人讨厌的校领导，也能围绕王昕柔的种种行径冷嘲热讽。
可当Kevin意识到我喜欢他，发现我的目光开始长时间停留在他身上时，他没有私下问我，也没有装作不知道，更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体面退场的余地。他开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我，把我的凝视说成一种令人恶心的冒犯，甚至威胁我：要是我再看他，他就要收拾我。
一种来自高一九班的神秘力量终于如此直白地扼住了我的咽喉，我从此再也没有和老K说过什么话。
2020年12月4日，是胡启祥十七岁的生日。
我在学校广播台为他点了一首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又请广播员替我祝他生日快乐。点歌开始以后，我却不敢回教室看他。我拿着一只水杯，大口喝水，假装自己在借酒消愁，我独自坐在教学楼的楼梯上，听着歌曲从校园里那些音质糟糕的喇叭中传出来。
那天，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。开头还算正常：“生日快乐。你应该看得出，但或许你没心思注意。我一直很想找你说些话，但我一直不想打扰。本来想送点东西给你的，但是也怕尴尬。无数次欲言又止，积累了两三个月，很多话我就在这里一并说掉吧。”
可我很快便不再满足于祝他生日快乐。
十六岁的我积攒了两个月的喜欢，却没有把它写成一封情书，反而写成了一份关于胡启祥的人格诊断。
“你的问题在于，看这个世界看得太少，自己的小世界太小。如果什么东西你不想去面对，用高强度的认真去掩饰和逃避，是不能改变问题的。学习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消磨时间，尽管它正确得好像不容辩驳。”
“如果你能接受平庸，那你这样的方法论，我认为是非常好的。本本分分做好自己分内的事，读自己的书，不管是读书还是做事，都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。”
接下来，我开始向他解释家庭、阶级与人的思维局限：“每个人的思维都会被他所看见的世界限制。一个人的家庭和阶级，都在限制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所见，也间接限制了一个人的思维。”
我劝他尽力去看更大的世界，同不同的人交流，通过阅读拆开思维与阶级的枷锁。写到一半，我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越来越像在给人上课，便匆忙补了一句：“算了，不讲下去了，讲下去像是说教。”
我显然知道自己正在说教。但这并没有妨碍我继续说下去。
“我不是在给你提意见。因为说实话，我观察了你两个月下来，我觉得你没有什么挑得出的毛病，不像我身上毛病那么多。我只是在介绍，介绍一种思路。我知道你肯定不可能接受，所以你就当看一个故事好了。”
“我不是在给你提意见”，通常意味着接下来全部都是意见。“我只是介绍一种思路”，则意味着我已经默认，自己的思路比他的高明，只是宽宏大量地允许他不接受。
“自从我和你交流过我的文章之后，我其实就放弃你了。你可能以为我是在没事没话找话，不是的，我特地找了一篇最简单的文章，想看看你是个怎么样的人。如果相似，可以追，追不到做朋友也是好的。如果不相似，能观察更多不同的人，对自己也是有帮助的。我到现在也不想看那一段《考试机器》的聊天记录。我无法接受自己喜欢一个这样的人。这里其实不存在谁配不上谁的问题，是纯粹的不合适而已。”
胡启祥没有反驳我的任何一项指控。
他回复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我。我没什么才能，唯一的认真也没什么用。努力了一学年，我依旧没进过年级前二百五十。但是我知道你们好多人比我有才多了，只是没有努力，但依旧与我相差不大。我是个保守的人。如果我还是这样的状况，我不愿意去赌，去糟蹋任何异性的青春。所以不要再抢蕾姆的启祥了。”
我知道这只是一种礼貌的体面的拒绝，可是我看了依然来气，也许是被拒绝的恼羞成怒，他根深蒂固的失败感又让我悲伤。当我看到“唯一的认真也没什么用”时，又突然感到心酸。于是我非但没有适可而止，反而继续写了下去。
“害，你这番话太叫人感到心酸了。请您听我说两句。一来是喜欢一个人本就不需要理由，二来是不要因为成绩不够好就自卑。”
这一回，我起初确实只是想安慰他。遗憾的是，我不会用几句话安慰任何人。我一旦开始关心一个人的命运，就会立刻试图解释他的全部人生。
“学习成绩确实很重要，但是不能用来衡量一切。尤其是当你不是那个天赋异禀的人的时候，把成绩看得那么重，心理负担太大了。认真固然毫无过错，但人不是为了痛苦而生的，封闭自己，不断付出，是不能得到解脱的。就好像我追男生，追而不得，如果我不去改变思维，不去提升自己，而是选择换个人继续往死里追，那我永远谁都追不上。然后堕入谁也追不上，但是又不断要追，一旦停下来，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。
今天我所拥有的全部一切，无论是成绩还是才华，还是家庭条件，亦或是小聪明，或者故作高深的所谓思维，又或是其他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，不过是投胎投得好而已，通通不是我奋斗的结果，没有什么值得说的。”
“我很想努力，但是已经在安逸中，在骄傲和轻狂中，在一圈圈怪圈的奔跑中，不断被温水煮青蛙，消磨到再也没有意志力和专注力了。恩典和诅咒，往往就在一念之间。”
我还煞有介事地写了首送别诗给他。
风入松
一条白水定西东，逝去再无踪。
烟远雁飞尽，临亭望、惟有长空。
晚日花残猿啸，追途水复山重。
有缘昔日喜相逢，志趣却非同。
送君踏上阳关道，叹人事、竟不成终。
日后若成追忆，寄之万里春风。
胡启祥没有再回复我。
功夫到底没有辜负有心人。往后的日子里，老胡的数学越来越好，年级排名大概也再没有掉到二百五十名以后。他高考数学考了125分，这个分数听上去比较普通，可放在我们历史平行班，也多少算得上王虹、邓煜转世。
高三时，我忙着艺考，心思不在学习上，数学是越来越差，连一些原本我会做的基础题也会转不过弯。老韩有时被我问得十分无语，索性把老胡发配给我。
我当然不敢主动找老胡问问题。可只要我喊一声老韩，老韩自然会把他分过来。老韩知道只要胡启祥来到我面前，他一定治得住我。于是他走到我的座位旁边，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题，而我则可以趁机近距离观赏他细长的手指。
有一次，他讲完一道题，又想到了另一种解法，忽然对我说：“这个方法我就不教你了，需要智商。”
我当场气得七窍生烟，却又不能发作。我绝对无法容忍老胡比我聪明；偏偏到了这个时候，他的数学确实已经比我好得多。我气急败坏，却又拿他没有任何办法，毕竟我还要老胡继续教我数学题目。
哎呀这个老胡怎么这么坏啊！
五年以后，我仍然记得那句话，甚至在元旦的聊天里专门追问他：“在你眼里，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不聪明的人？”
胡启祥没有回答。他先说这年头谁敢说自己聪明，又说自己在英语上永远达不到Kevin的水平，即使考出律师证，也只是一群人里的底层。
老胡有一种特别稳定的本领：无论取得什么成绩，都能立即找到一个更高的参照系，重新证明自己十分普通。因为英语和Kevin比只能说是自讨苦吃，上海卷高考有英语口语项目，大家一起在机房练习口语，Kevin一开口我还以为我来到洛杉矶了。
我不得不进一步提醒：“你以前教我一道题的时候说过，这道题就算了，需要智商。”
“那就是在数学上的天分咯。”
我说自己已经考完了这辈子所有的试，又反复宣布自己根本没有破防，当然，只是因为在意他，所以才会破防。
胡启祥说：“傲娇吗？可惜对我无效。”
他是在cosplay番剧男主吗？
六年后，我要去见胡启祥，我妈问你这次和哪个男同学吃饭，给我看看照片。
我说就是普通人长相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我妈说必须给她看，我只好把照片递给她。
她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哎呀妈呀。”
我尴尬地笑笑。
我妈说：“这个男生有点苦相，他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太好？”
我尴尬地笑笑：“哎呀……”
她问：“他很喜欢你吗？”
我说，那没有。
她又问：“那他是不是特别聪明，成绩特别好？”
我说，也没有。
“那他很幽默？你们特别聊得来？”
我说，完全不是。
我妈沉默了一会儿：“那你喜欢他什么？”
在上大附中最后的一段日子里，我常常浑浑噩噩地趴在桌子上打瞌睡。
2022年3月，学校又办了一次运动会。八班女生虽然不少，可到了高三，大家都疏于锻炼，没有几个人愿意报名，尤其是八百米，谁也不肯跑，大家推来推去，体委最后只好抽学号。可即使抽中了，那个同学仍然不愿意去，事情便一直僵在那里。
至于王昕柔当时究竟做了什么，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了。也许她根本什么都没做。只是我对她的坏印象实在太多，以至于后来回忆起八班的任何一场混乱，脑海里都会自动给她安排一个位置。
我看得心烦，索性主动请缨，报了八百米。这当然只是逞强，以我当时的身体素质，根本不可能顺利跑完。
当我站上起跑线时，身边站着的几乎都是全校最擅长长跑的女生。我说自己就是来凑人头的，她们说我也是，没关系，放轻松。
发令枪一响，矫健的姑娘们如离弦的箭一般飞了出去，留我一个人在后面慢悠悠地爬。
等我终于爬到终点时，其他参赛选手早已跑完，记分员也已经离开，比赛成绩都公布了。终点附近当时还有哪些人，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，只记得老胡在那里，给我鼓了掌。
2022年5月，在因为疫情封城的高考前夕，我写了一篇三万字的小说，叫作《不可能的和解》。
小说里的我叫白榆秋，已经二十岁；胡启祥则被我改名为张澈。我们因为《考试机器》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，随后交换了彼此的人生。
我把自己整个高中时代塞进了这篇小说。我的朋友、旧情人、老师和创作伙伴纷纷改名换姓，住进张澈的寝室，走上我们重写的《雷雨》舞台。他可以学习影视、哲学和故事创作，可以加入合唱团，学吉他，演戏剧；可以在做题之外花费许多时间，研究那些没有人要求他研究、也不能立刻改变命运的东西。他可以失败，可以迷茫，可以不把每一分钟都兑换成分数。他终于拥有了一种不必事事有用的人生。
我愿意把我出生以来得到的后路、自由、教育、艺术、尊严和无限可能全部让给你，再替你走进那个我曾经轻蔑、却从未真正理解的世界。
这当然是慷慨的赠予，也是极其傲慢的赠予。我没有问过他是否想要我的人生。只是自顾自地相信，只要他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、自由和退路，就会成为我心目中那个更加充分的人。
现实里的胡启祥也没有沿着我替他安排的道路生活。他读了法学，通过法考，准备参军，也仍然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才能。
胡启祥本来就有不由我解释、不由我设计，也从来不曾属于我的生活。
当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，我们拿着录取通知书去学校登记去向，我看到他拿着上海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我打招呼，我看着他，以为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相见。
考试机器怎么真考的政法学院。
大学四年里，除了每年生日互相说一句祝福，我们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。偶尔我在空间里发表一些做菜迷思，他会进来评论两句。2026年元旦，是少有的一次例外，那天，我祝他新年快乐之后，原本只是想调查一下，是不是全世界除了我以外都在准备考研。胡启祥说，他要看情况，眼下更想去参军，只是不知道体检能不能通过。他读的是法学，法考也已经通过，真要找工作，还可以去做律师。
我说：“这个对你不是手到擒来？”
他立刻否认：“那真挺悬的。当时刚好失恋，没心思看书，最后压着线过的。”
我只好开始哄他：”这个世界上一定还会有人喜欢你。你是我见过的同龄男生里亲和力最高的一个。许多人同你并不熟，只是叫得出你的名字，却会本能地认定你是个好人。这样的能力若是放进动漫世界，也足以成为一种很厉害的超能力。”
胡启祥说：“那有啥用，不一样抓不住爱情吗？”
他告诉我，那是一段长达十五年的感情，说没了就没了。陈哲、Kevin和前女友都是陪伴他十五年以上的人，一共也只有三个，如今已经散了一个。
我又告诉他，他的魅力不是肉眼一看就能发现的，需要在长久相处中慢慢发掘。不会有多少人像我一样突然闯进他的生活，说自己爱他，但这也没有关系，他适合细水长流。
我笑着说，一晃五年过去，自己总算能够听懂他在说些什么了。
胡启祥却说：“可能就像我前女友说的，我们不在一个世界。你有你的朋友，我有我的朋友，我们就永远待在彼此的信息茧房里吧。”
我和老胡的交流一直相当困难。他和我好像说的不是一种中国话，而是一种胡语，所以一直想开发一款名叫“胡言乱语翻译器”的小程序，专门翻译他到底在说什么：“你和你前女友怎么会不在一个世界？你们不是十几年的感情吗？”
“她是极端女权，和你差不多，哈哈哈哈。”
我问他，一个能喜欢他的女生究竟能极端到哪里去。他便举证说，她曾经发过“全世界男人都有劣根性”“爸了个根的”之类的话。
最后又低落地补了一句：“可能没我喜欢她一样喜欢我吧。”
如果是常人用极端女权来形容我，我会当场和他闹翻，但这是胡启祥，我也只能解释为他又在胡言乱语了。
2026年5月27日，我正在写《历代纪》。回忆起从前的事情，我忍不住在QQ空间里大发牢骚：“我恨透这个世界了。我恨连我对男朋友发表性压抑言论，都会被男朋友荡妇羞辱的世界。”
胡启祥忽然私聊我，扔下一句至今无人能够理解的胡语：“哈哈哈，你也性压抑被gank了？要不你和我前女友打一架。”
我试着翻译了一下。元旦时，他就说过前女友与我有些相像；至于究竟像在哪里，他始终没有解释清楚，我也一直没能破译出来。他大概是在说，我也在亲密关系里栽在了性压抑上。至于为什么突然要我同他的前女友打一架，可能只是他又讲了一个只有自己知道前因后果的烂梗。
但我喜欢他。即使一句也没听懂，也得先想办法夸他一句。我说：“你人品这么好，你的女朋友也会难过吗？”
紧接着，胡启祥说：“到时候你来上海说一声，请你吃饭。”
老胡莫名其妙地让两个女人打一架，我莫名其妙地开始赞美他的人品；于是这两个人居然就在这种交流条件下顺利抵达了饭局邀请。
这一次，即使胡言乱语翻译器真的开发出来了，大概也翻译不出他为什么忽然要请我吃饭。
我只好召集朋友们，一起完成翻译胡语的艰巨任务。
我和老胡原本就谈不上什么朋友，而这场唐突的饭局邀请前面，又垫着性压抑、前女友和“打一架”这样一串有些冒犯的胡语。考虑到他刚刚失恋，又明知道我喜欢他，不认识胡启祥的朋友很快得出结论：这个男人想约炮了。
认识胡启祥的朋友立刻反驳：“不会的，这是胡启祥。”
于是所有人继续一头雾水。
“啥？我就在微盟上班啊，一年没回学校了。”
我顺手给他发去了微盟总部大厦的定位，就在上海宝山。他显然对我近年的生活一无所知，还以为我仍然待在长春，等着参加毕业典礼。
话说到这里，我也懒得和他迂回，免得他只是随便说了句客套话，抢先把见面敲定：“我请你啊。我喜欢你。你能愿意出来，吃什么我都愿意请。”
“哈哈哈，不用不用，最多AA。那就等六月中旬以后吧，我最近答辩。”
五月三十日，我又给胡启祥发了一张表情包。图中有人发来一碗面，聊天水平极低的对方只会回复：“哈哈哈，面，可以可以。”
胡启祥看完，认真地给我讲起了智商、情商和聊天策略。
他说，同一个人发来同一张图片，他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回答。对普通人，他可能只回一句；对另一些人，他会说这碗面看起来很好吃；如果是前女友发来，他就会告诉她，自己知道上海有哪些好吃的拉面店，下次她来，可以带她去尝一尝。
他每次回答以前，都会想，对方希望听到什么，这样回答是否对自己有利。他认为自己智商高于情商，只好依靠这种办法补救。
“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智商情商都还可以。”我先照例安慰了他一句，“你只是每次聊天都不会顺着把话说下去，让人不知道怎么接。”
这当然不是我的真实判断。依我看，他的智商和情商旗鼓相当，谁也没有高到足以补救另一方的地步。
胡启祥说：“嗯，我可能本来就有点回避型人格，加上不太会聊天，确实容易把天聊死。我比较擅长解决问题，差不多就这样。”
他又开始使用一些自己未必完全明白的词语了。
“陛下，”我只好劝谏，“不要引喻失义啊。无论是回避型人格，还是说你前女友是极端女权，都不能主打一个望文生义，以伤臣子们忠谏之心。”
六月五日，我开始追问他喜欢吃什么。他先问我有没有推荐，我却先调查他坐几号线。得知我们都坐七号线以后，我提议去大融城随便吃点，很近。
胡启祥却问：“原来大帝不怎么探店吗？你想吃自助、西餐，还是哪个地方的菜系？”
哇，叫我大帝真的好可爱。
我解释说，我之前一直待在长春，没有研究过上海餐厅。他又问我喜欢偏甜、偏辣还是清淡。
“不要太辣，我吃不了重庆火锅级别的辣度。我是老上海。”
几天以后，他主动带着三个选项来找我：“大帝，你想吃上海第一本帮菜，还是上海第一自助，还是一家我也没吃过的泰餐店？”
他嘴里的所谓上海第一自助，是东盛。他说自己吃过许多自助餐，同价位里，东盛应当是最好的。
我又追问，他眼中的上海第一本帮菜是什么。许多外地同事都让我推荐上海馆子，可我这个老上海一无所知。
他说：“和平饭店包第一，平民价位的话应该是人和馆。”
我让他推荐月入三千的实习生吃得起的餐厅。他却说：“人生八十年，总要吃一次的。我倒要看看到底什么水准。”
他建议等到下周工作日中午再去，价格会便宜一些，只是他那时可能不在上海。
“你不在上海，我怎么吃？”
“那就得再等等。”
到了六月十八日，我告诉他，自己下周又要飞回长春。他终于把时间确定在周一中午，而我的飞机是下午四点二十五分。这样一来，这顿饭便只能塞进我出发前的几个小时。
六月十九日，他还在湖北恩施旅行。我们反复商量到底去哪一家东盛。我原本担心南京东路离机场太远，随后发现龙阳路有磁悬浮，七分钟就能“Biu”到浦东机场，便决定在悦荟广场（南京东路）见面。
我提议十一点半。他说十一点第一批入场也可以，反正他吃自助餐以前不吃早饭。就在这一番琐碎的交通与餐厅讨论中，他忽然说：“周一工作日人少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也害怕。”
四年前，我在《不可能的和解》的开头写过我和的他重逢，二人话不投机，最后只有交换人生才能勉强理解彼此。现在轮到现实中的我们坐到一张桌子前，我难免怀疑：这顿饭会不会也聊到最后，只能尴尬到穿越。
六月二十一日，见面的前一天，我问：“老胡，明天在哪里见面？我想早点见到你，老胡！”
“请你放低期待。十一点，在那家东盛吧。”
“没关系，能看到你已经足够让我期待了。”
“真别。因为如果明天不下雨，我会选择跑到东盛。”
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解释说，睡醒以后喝一杯黑咖啡，空腹有氧，正好跑十公里。
2026年6月22日，上海下起了小雨。我暗暗希望他因此改坐地铁。这样我们就能在七号线上见面，我也可以借着车厢的颠簸，顺势撞进他的怀里。
可老胡觉得问题不大。他带了把伞，仍然照原计划跑了过来。
我拖着行李箱，背着电脑包，来到上海最繁华的街道。其实即便是我这样的老上海，走到南京路步行街，也会忍不住感慨一句：来到大上海了。
等我拖着行李赶到东盛，胡启祥已经跑完了那十公里。
大学四年过去，老胡还是长得像一头勤恳的老黄牛，那张充满岁月和劳动感的脸其实很适合去做律师，初出茅庐也像已经办过十年案子。
我们打了招呼，各自买票进场，找了位置坐下，又分头去拿喜欢的东西。我端回好几盘牛羊肉，还有一盘品质看上去不怎么样的三文鱼刺身。胡启祥坐在对面，拿起夹子，一片一片给我烤肉。
我看老胡终于不再戴那副黑白相间的窄框眼镜，而是换成了金属框架的深蓝色宽框眼镜，问：“你终于换眼镜了？”
“我打算去参军，所以做了个近视手术”，老胡摘下眼镜，“所以，我现在戴的是一副平光眼镜。”
“那你还是戴上比较好看，我戴眼镜不好看，我做了近视手术再也没戴过眼镜。”
老胡把眼镜戴上。
肉烤好了，老胡把一半夹进我的盘子里，又低头烤下一份。
我问：“老胡，你为什么会想到找我吃饭？我想了好久，始终没想明白。”
“你能做到讨厌一个喜欢你的人吗？”他停了一下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“我知道有人能做到。但反正我是做不到的。”
“所以”，我说，“Kevin现在在上大学的什么专业。”
Kevin是我们班高考第一名，后来去了上大附中北边的上海大学。因为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宿舍可以和上大的宿舍相望（我们的宿舍条件好很多），有时候我们管那里叫“北大”。
“金融”，老胡说，“所以他学会了炒股，一边当英语家教一边炒股，不用上班。”
我和他又回忆起高中时代。我说，高中几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。再往前和再往后的日子，我都过得还不错。
老胡说：“那我真没看出来。我看你那时候还挺开心的。”
我夹起一片三文鱼，嫌弃它品质一般，又觉得来都来了，自助餐不拿三文鱼多少有点亏。
“其实现在回头看中学，有一种开着上帝视角、终于拨云见日的感觉。当时的同学们其实都很单纯。就比如王昕柔，我的宿敌。现在再看，她大概只是很想做一个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所以格外看不惯我这种不守规矩的坏学生。我其实能理解她的一些行为。”
老胡想了想，说：“对，是这样的。”
“我也理解为什么Kevin嫌弃我，话说，王昕柔现在在做实习小学班主任，我觉得非常合适她。”
他说，自己现在也很能包容不同的看法。高三时，语文王老师教我们写作文，讲过一句话，他后来一直拿来当作座右铭：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。”
“老王的作文课确实教得特别好。在他出现以前，我简直不会写作文。”我说，“不过在他教你这句话以前，你就已经是一个很包容的人了。他只是替你把心里原来就有的东西说了出来。”
老胡又想起了前女友。他说，高中是最容易塑造一个人三观的时候，假如那时候有人好好引导她，也许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后来他把分手的理由讲给朋友听，所有人都说，那不过是她为了离开他找的借口。
“我觉得，她就是因为厌男，所以离开了我。15年的感情啊，15年，我们幼儿园就认识了，15年就这么结束了。”
我说：“要真是你所说的这样，以你的身份再去引导她，已经很难了。随她去吧，这不是靠你一个人努力就能改变的。”
他看着我，看我开开心心地看着他，对我说：“我前女友，假如我请她吃饭，她不会这么开心。我甚至约不出来她。”
真正坐到同一张桌子前，我才发现，胡言乱语翻译器暂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。面对面时，他的语气、神情和话语的前因后果都在，胡语也就没有屏幕上那么难懂了。
六年前妨碍我们交谈的，不只是彼此的差异，还有我的迟钝和胆怯，以及那间随时可能因为一句话起哄的教室。
我问他：“你在上海政法学院，有没有认识一个比你大一届、长得很高的学长，叫潘武牧？”
老胡说不认识。他在学校这几年没有交什么朋友，基本处在一种谁也不认识的状态。
“哎呀，”我说，“那你错过了一个惊天大瓜，真是替你觉得可惜。”
老胡又跟我聊起陈哲，说他现在还和高中时的女朋友在一起。老胡又想起了前女友，而我听了不禁感慨。
陈哲当年天天炫耀女朋友，连QQ名都要和女朋友用情侣名。后来他发现班里一个女生暗恋自己，立刻把情侣头像、情侣名全换了，空间里那些秀恩爱的帖子也统统设成私密，又专门加了那个女生的微信找她聊天。他换头像昵称得实在太快，我便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奥楚蔑洛夫。
那个女生害怕被人当成小三，最后没有和他在一起。陈哲则继续和女朋友天天秀恩爱。因为他如此不负责任，我又给他起了一个新的俄国外号，叫聂赫留朵夫。
陈哲的历史成绩更加好笑，和刘润泽的物理一样，最后考了个D+。也不知道他在高考历史卷上写的是秦始皇骑北极熊，还是秦始皇骑奥特曼，毕竟D+奥特曼。
我看着老胡给我烤肉，仍然不敢相信，他就这样坐在了我的面前。他还是像从前一样笑嘻嘻的，一笑就露出六颗不算特别整齐的白牙。我的牙倒是变整齐了——以前的牙喝可乐喝蛀了，假牙当然整齐。
我们又说了许多八班的笑话，轮流去拿甜品和饮料。我们没有看手机，直到两个小时用餐时间结束。
我拿上行李，跟着老胡离开东盛。等电梯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我面前。我看着他的脸，忽然伸出手摸他的胡茬，说：“我当年特别想，就是，这样，摸一下这个是什么感受，我喜欢你……”
老胡微微抬起下巴。
离开商场，那场细小的雨还没有停。老胡撑起伞，我没有带伞出门的习惯，即使带了，这个时候大概也不会拿出来。这种程度的雨，我平时根本不需要撑伞；可那天，我无论如何都要钻进胡启祥的伞檐下面。
我们就这样靠得很近。
老胡问我南京东路地铁站该怎么走，我立刻开始发挥祖传的迷路本领。他也不想拿出手机，于是我们两个上海人，就这样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上，在同一把伞下迷了路。
游客在身边川流不息，商场和饭店的招牌一层层铺到街道尽头。我看着老胡细长的，深色的手指，就把手放在了他撑伞的手上，我说：“对不起我……”
老胡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我不知道这句“没关系”究竟回答了什么。也许只是回答我此刻唐突地碰了他的手，也许包括刚才摸过的胡茬、六年前那封傲慢而冒犯的长信，以及我整个声势浩大、让人无所适从的喜欢。
我曾经愿意在小说里把整个世界送给胡启祥，却从来没有打算和他一起度过整个世界。我把自己的家庭、学校、朋友、艺术和人生交给张澈，仿佛只有交换全部命运，两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。
现实没有给我们这样宏大的机会。
现实只让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，共用一把伞，在南京路步行街上迷了一次路。
这样已经很好了。
我们原本可以一起坐一段地铁回去，可那天下午，我已经买好了飞往长春的机票。我要继续向东，到浦东国际机场；他要向西，回宝山的家。我们终于找到了南京东路站，收起那把伞，走进地铁。
浦东1号2号航站楼方向的列车进站了。老胡提醒我车来了。我放下拉杆箱，没有上车，而是转过身，抱住了胡启祥。
那具我在中学时代无数个深夜里幻想过的肉体，此刻就这样温热地、真实地、难以置信地出现在我的怀抱中。
我又想起了那些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遭到羞辱、因为不够合群而遭到抨击的岁月，条条框框紧紧束缚着我的欲望和人生。每一次注视、每一句喜欢、每一次想要靠近，都可能被改写成笑话、丑闻和罪证。
胡启祥没有爱上我，但他也从来没有把我的爱变成一件可耻的事情。
我忽然觉得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原来并没有什么和解需要交换人生才能获得。
我在老胡的脖子上留下一个吻。等我回过神，他已经走上了向西的地铁。
我打开手机，看见胡启祥发来的信息：“下次见啦，路上当心。”
十六岁时，我写下一个社会寓言，一种被教育制度批量制造出来的人生。他平凡、勤奋，没什么天赋，一辈子沿着考试为他铺好的道路向前，最后进入一所普通的政法学院读法学。
胡启祥读完以后，却对我说：“真的太像我了。”
那时的我不肯相信，直到我真正把他抱进怀里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他从来没有认错自己。
我认错了。
我以为我要拯救一个考试机器。
可我最后抱住的，是一个一直活生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。
只是当年的我只会书写它的命运，还没有能力看见命运里面住着的那个人。
2026年7月26日